“中国土地政策怎么影响了经济竞争力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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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铭

首先抛出我的核心观点，第一，不能简单地把最近经济增长下降理解为新常态。 如果万物都是常态，我们就没有改善的余地。 这会产生严重的误解。 第二，我们今天应该讨论经济政策，调整经济结构。 经济增长很快很好。 也不是不可能。

今天演讲的核心有土地、住房、工资三个词，其中非常核心的中间变量是劳动力流动。 首先，比较2000年和2000年中国国内移民空之间的分布，可以发现移民基本上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，中西部地区则比较集中在省会和大城市。 这一趋势到了年中有所加强，并未减弱。

如果把中国分成东、中、西来看，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化。 通过计算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移民的比重，可以看出2005年是拐点。 因为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，所以我们每五年只能看到一个值。 其实真正的拐点是在2003年。 ) 2005年，东部以移民的比重占绝对多数( 60多个)，但之后有所减少。 从绝对数来看，移动到东部的人口较多，但移动到东部的份额下降了。 怎么会引起这种现象？

2003年，工资上涨速度开始加快，沿海地区还出现了农民工短缺问题，有些学者称之为路易斯拐点。 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，中国人口奖金的消失发生在去年，但2003年绝对没有到这种程度，当时中国还处于人口奖金期。 光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并不容易解释2003年的拐点。 2003年工资上涨拐点发生时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于3，此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，到2009年开始下降，这也是路易斯拐点无法解释的。 如果路易斯拐点来了，农民的工资应该加速上升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缩小。

另外，中国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。 中国工业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90%，但包括农民工在内，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仅为53%。 2003年的时候，城市化水平比现在低约10个百分点，所以在那个时期，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，他说需要特别注意。

房价提高工资

工资上升可以分为劳动生产率上升带来的两种类型，从这个立场来说，劳动生产率上升带来的工资上升是个好事件。 但是，另一个工资上涨是价格推动型因素造成的。 我不否认中国工资上涨的一部分可能来自生产率的提高，但我想更加强调价格上涨对工资的影响，也就是土地政策影响房价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工资的增长。

2003年，土地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 1 .在总量上，更严格地控制建设用地指标，与维持18亿亩耕地红线有关。 在这样的目标下，中国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长受到严格控制。 2、用土地供应的方法，实行招投标制度。 3 .从供给结构上看，用地面向中西部省份。 从大的角度来说，中西部是劳动力的流失地。 也就是说，政府希望通过土地供给方向的转变，向劳动力外流地供给越来越多的土地，限制劳动力流入地的土地供给，从而朝着当时人口流动的方向对冲。

2003年以后，中西部省份在全国土地供应中所占份额上升。 目前，土地供应的份额倾向于中西部，是人口流失地。 虽然人口流入地集中在沿海地带，但土地供给量相对减少。 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表明，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导致人口流入地土地价格上涨，房价也会上涨。 我们住在上海，有这种感觉，2003年正好是上海房价明显上涨的拐点。

从中国各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与房价的相关性来看，根据拟合线2001年，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两条拟合线的斜率非常接近，2004年也非常接近，到2007年，东部城市拟合线的斜率明显向右旋转， 这意味着东部的房价比工资上涨得快。 但是中西部城市的房价相对于职工的平均工资几乎没有变化，这与我刚才提到的土地供应十分相关。

工资和房价的关联性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？ 这有双向因果关系，另一方面，如果工资上涨，从诉求方的立场来看，会带来住房诉求的上升，从而带来房价的上涨。 反过来说，如果房价上涨，生活价格就会上升，如果生活价格上涨，劳动力去劳动力流入地的价格就会变高，去东部打工的人就会变少，这就说明了东部国内移民份额的下降。 对于选择去发达地区的人，只能支付他更高的工资。

工资上涨的理由是什么？ 虽然这里区分了诉求和价格效应，但是如果工资上涨是由劳动生产力的拉动引起的话，劳动生产率本身就是经济竞争力，所以对宏观经济没有负面影响。 在价格方面，影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地域分布，相对减少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。 这个地方的工资上涨特别快。 这样的话，工资和资金的价格关系就会发生变化，劳动力相对会高一些，稍微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面临价格上涨的更大冲击，要么用资本代替劳动，要么关门大吉，要么远离中国，转战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。

这被我称为过度的资本深化和过快的产业升级。 中国早晚有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，当你通过政策提高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太快了，会影响经济的增长率。

我们最近的研究通过数据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最先回答了两个问题。 第一，能否看到房价影响工资的机制，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 第二，这样的机制在中国的地区之间有差异吗？ 确实有。 房价上涨和生活价格上涨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，最终传递到工资上。 这种情况在中国东部最常发生，同时这种机制也只在2003年以后存在。

中国东部的工资上涨得更快，除了土地和房价的因素以外，还有其他影响的因素吗？

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，中国东部的人均gdp (或劳动生产率)是不是上升得更快了？ 看看东部相对于西部第二三次产业人均平均产量的相对数量，计算出东部的人均平均产量除以中西部的人均平均产量。 如你所见，2003年以后，中国东部的人均产量相对较低。 那绝对是更高的，不能从人均gdp的角度解释我刚才说的工资上涨问题。

从另一个因素来看，中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严格的最低工资法。 我们收集并比较了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，发现中国东部的最低工资不仅没有更快地上涨，反而相对缓慢地上涨。 这个东部工资上涨得更快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，不是最低工资的推动，而是土地政策传导到房价，进一步影响工资的机制。

歪曲的土地政策

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

现在，通过给中西部更多的用地指标，农民工似乎可以在家门口工作了。 但是，从经济学的逻辑立场来说，如果试图用政策介入资源配置的方向，其结果必然是效率下降。 如果计算1998年到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( tfp )，就会发现2003年发生了拐点，之后tfp的增长速度变慢了。

我们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各公司的投资、劳动力等要素，不包括基础设施投资。 然后，计算出这数百万公司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。 2003年以后，tfp的增长开始减缓。 通常，tfp的增长率大多是顺周期的。 也就是说，经济增长速度快时，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提高了，但由于这个tfp的增长率加速，资本投入可能不会很快。 正好在2003年以后，中国经济增长率较快的时候，tfp的增长速度变慢了。 这里发生了问题。

图1表示公司和公司之间的tfp的差异。 在市场经济中，市场力量必然会诱惑资源从低效的公司配置到高效的公司，如果市场运营，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效率差就会缩小。 蓝线是表示公司和公司效率差的指标，到2003年公司和公司的效率差缩小，证明了市场正在配置资源。 2003年以后，这条线往上走了。 仅从样本中的公司(在位公司)来看，它们之间的tfp差距在2003年以后扩大，这一拐点更为明显。

图2显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。 我们把公司分成东部公司、中部公司和西部公司。 东部线位于最低的位置，证明东部公司和公司之间的效率差距最小，市场力量最强，其次是中部，其次是西部。

在2003年之前，这三条线基本上是平行下行的。 也就是说，在东部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，但大家都在改善。 2003年以后，这条线开始分化，其中东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。 可以看出问题出在中部和西部，tfp的差距明显扩大。

这样的土地政策会影响东部劳动力的流入和工资价格，对东部不利。 是说对中西部有好处吗？ 答案是中西部也没有好处。

上述中西部的效率也在恶化，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效率，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无法维持。 这些事件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大量累积。 让我们看看债务除以gdp的比率。 如果投入有生产力，那么投资下去，gdp也会上升，债务-gdp比率不会上升。 这个比率的上升意味着进行投资后，产量没有同步增加，一般被认为是危险的事件。 图3的横轴表示各省的人均gdp，纵轴表示该省的负债率。 如果画拟合线，这条线整体向右下方倾斜。 从图中可以看出，整体收入低的省份负债率高。 红色圆圈部分是整体负债率超过40%的省，除海南外是中西部的省。 行政通过参与资源配置的地区快速发展政策，表面上看似在支援欠发达地区，但实际上危害了中国东部的竞争力，另外由于投入产出效率低，也给中西部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。

中国必须强调结构红利

最后一面将今天讲的事件总结成几句话，一面进行扩张的启发性思考。

首先，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理解为新常态。 很多人强调中国的人口奖金已经结束，外需也没有2008年之前的增长那么快。 其实，最近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，已经是从2003年开始，我们在高增长的时候埋下了低增长的祸根，问题出在了一点干预的政策上。

第二，如果我今天说的是正确的话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来说，必须强调结构红利。 该奖金特别强调城乡间和区域间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。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，中国劳动力问题总量过剩，局部不足。 如果这八个字是对的，就不是路易斯拐点。 总量过剩，局部不足，必然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。 否则，把过剩的地方的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就行了。 局部不足一定是劳动力转移障碍的问题，而不是人口本身路易斯拐点的问题。

如果我今天讲的是对的，新常态成立了，我想只有一种新常态，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，但是政府只能发挥得更好。 在资源配置方面，人的出行方向和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向必须一致。 政府应该做的不是与市场作对，而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，弥补市场的失败。

(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复旦大学教授。 本文整理编制了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安泰·在政论坛的演讲，经作者审查预约。 郑景昕，业务邮箱:郑景昕@ thepaper )

来源：企业信息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