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豆洗船违约事发 国内公司境外露底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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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大豆洗船、违约事件的爆发，将人们的想法与2004年的大豆骚动联系在了一起。 在2004年的大豆危机中，在国际资本的运用下，cbot大豆的价格急剧波动，首先暴涨至超过96%，迫使大量中国公司上位买入后，迅速下跌约50%，使上位接受商品的中国公司陷入巨额损失，导致大量公司停产或倒闭。 另一方面，4大跨国粮食商adm、cargill、bunge、路易·达夫等乘机收购或进入中国70%以上的停产或破产公司，一举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市场的布局。 2006年4月，外商独资或准入公司大豆的实际压榨量占中国的60%左右。

与2004年不同，此次事件违约规模远远低于10年前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和贸易商倾向于与卖方协商推迟船期、洗船，二是违约主体不同，三是10年前是油厂，三是融资商，三是强制仓储， 当时，国内的大豆冲压公司都使用“一口价”的定价模式。 也就是说，在签订购买合同时明确交易价格。 在这种模式下，大豆价格上涨后，如果下跌，领取高位商品的公司就会出现赤字。

近年来，“一口价”的定价模式逐渐被美国粮食商主导的“价格+贴水”的基本定价模式所取代。 也就是说，进口商签订的是大豆进口合同，但没有直接明确大豆的价格，而是明确以出口商和cbot某月的大豆合同为标的的合同，将来以该合同的期货价格为合同基础价格，然后约定1升水的价格，在货物发货前为标的合同评估日，

在这种定价模式下，对进口商最不利的局面是豆子价格先下跌后上涨，如果进口商在低位没有积分价格，或者相反，不进行期货保证锁定价格，最终将被迫在高位进行积分价格结算。 因此，与10年前不同，在定价模式改变的背景下，国际基金的强制仓位模式也发生了改变，这次米豆价格先涨后跌。

“美国基金之所以敢再次演出强制性仓库，是因为跨国粮食业者非常了解中国买方的情况，清楚地知道中国买方在本月的合同中有大量未订购的价格盘。 ”永安副社长石春生表示，除个别大公司和外资、合资公司外，国内大豆进口绝大多数公司直接或间接通过国际粮食商进口。 (全年通过国际粮食商的进口量占70%左右) )在国内公司议价能力不足的情况下，进口数量越多，进口依赖度越高，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越大。 目前，国内的期货企业还没有完全上市。 中国的买方一般通过国际粮食商用cbot进行积分定价，国际粮食商可以轻松掌握中国买方的积分价格和未积分价格的情况，使海外资金具有天然的特点从而紧逼仓库。

此外，国际上，adm、cargill、bunge、路易·达夫、丸红等国际粮食业者垄断了世界大豆贸易，这些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研究团队和数据收集整理能力，也有完整的数据整理体系和悠久的数据收集整理历史。

“国际粮食商业对上述各方面新闻的收集非常全面和详细，包括南北美洲大豆的生长情况、单位产量、产量、出口、谁家进口、每家港口的进口量、各港口的出口情况等。 中国买方和这些国际粮食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“新闻不对称”问题，前者在后者面前更为透明。 ”石春生说。

国内一点公司进口大豆，没有通过风险对冲来规避危险，也是强制仓库出现损失违约的原因之一。 这有公司自身的原因，而国内大豆期货市场由于政策约束，近年来流动性严重不足，对国际市场定价的影响较弱，无法满足公司进口大豆原料直接避险的诉求。

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发展迅速已有20多年的历史，其中以国产大豆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黄大豆1号合同，近年来受临储政策、国内国际现货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影响，交易规模持续下降。 据大商社数据显示，该品种全年期货交易量为1099.35万手，仅为美国cbot大豆交易量的24.53%，受市场避险功能的发挥制约较大，近期受直补政策影响逐渐活跃。 客户以进口大豆为主的黄大豆2号合同，受进口大豆不能在国内市场自由流通的制约，市场快速发展的实物基础不足，年交易量不足7236手。

“极低的流动性极大地制约了豆二合同的功能发挥。 这种情况的形成，在于转基因政策限制了进口大豆在国内市场的流通，进而制约了该合同的正常交易和公司参与意愿。 ”业内人士进行了分析和思考。

期货品种上市运行的条件之一是商品自由流通。 但是，在进口大豆品种中，根据国家转基因管理政策，要求公司按照生产计划申请进口大豆，并定点加工，禁止港口大豆和运往工厂的大豆擅自改变原有流向。 因此，进口大豆贸易只能在国际市场进行，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流通，期货市场也缺乏快速发展的基础和价格接轨的伙伴，期货市场的定价和避险功能也难以发挥。 国内公司为了转移国际贸易风险，必须选择海外期货市场，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海外大豆期货市场的定价地位。

来源：企业信息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