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山西政商纠葛因煤而乱：同煤输出10多位省部级干部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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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《猎虎》:十年的政商纠葛史

宋馥李赵冰洁

反腐风暴入口处的山西再创新记录。

8月29日，中纪委监察部媒体报道，山西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，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 此后，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，目前仍在接受组织调查。

此前，8月23日，中央纪委连续通报不到一分钟，中共山西省委常委、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、山西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两名省部级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违法检查。

省级官员纷纷落马，山西也成为落马省级官员最多的省份。 中共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后，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，而此次山西省委常委班中又有5名常委。

据报道，山西官场反腐工作仍在继续，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于8月26日被有关部门带走，当天被带走的至少有3名知名富豪。

山西落马“虎”这么密集还是不是偶然的？ 过去十年，在以煤炭和能源构建的山西产业链中，权力占统治地位，但制约机制始终不足，资本与权力相互交织，最终形成了腐败滋生的土壤。 如何消除腐败的弊端，消除腐败高发的权力根源，也许是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标的关键。

因煤炭而混乱

山西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腐败的重灾区？ 整理这些腐败案件，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，很多案件都与煤炭产业链有关。 例如公安、煤炭、监狱、交通等系统的腐败案件。 从省厅干部到科长股长，在煤炭和相关产业构建的系统中，可以得到丰厚的“暗金”回报。

有一段时间，山西省广泛流传着一个段子，说一些运输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在上一级之前打牌，谁赢了就能上一级。 在当时的山西省，意味着谁能执行道路执法就可以对运煤车处以罚款，从而获得巨额的财源。

从2003年到2003年的煤炭10年间，煤炭引起的腐败也随着煤炭价格的上升而逐渐高涨。 2002年初，是煤炭市场的起步阶段。 这一时期，山西出台政策搞活山西经济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煤矿，县乡一级鼓励个人承包煤矿经营。

一群私人老板利用这个机会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廉价的资源。 例如，曾被媒体誉为以白菜价获得煤矿的吕梁巨富邢利斌，以及所谓山西第一批富新明等人，在初期就以相当低廉的价格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煤矿开采权。 但是，考虑到当时的煤炭市场，这一获取过程实际上无可厚非。

随着煤炭领域形势好转，山西省也开始调整政策。 2004年，山西省开始清算资源税。 之后，国土资源部也提出了煤炭资源有偿采用等文件。 对这些煤老板来说，这意味着煤矿不能再自由开采了，开采首先要花钱。 当时，储量约为700万吨左右的煤矿，每年要缴纳800万元的资源税。

但是，这是权力强力介入煤矿经营的开始。 为了不付钱，有些矿工不报告资源储量。 其中当然会出现贿赂官员的现象。 对大多数民间矿工来说，清算资源税的另一个作用是产权关系基本确定。

这时，煤老板和一点点政府官员的利益交错了。 大部分煤矿由于必须寻求政府层面的保护，对权力缺乏比较有效的监督和均衡，呈现出腐败蔓延的态势。 即使是副科学级的基层官员，如果与煤炭有关，也拥有强大的管制权力，其租赁带来的利益大于在省委工作的厅级干部。 然后，偷偷进入“干股”，甚至可以直接经营煤矿形成“官炭愈着”。

例如，运城市公安局前局长段波在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时间里，利用职务便利和执法权力的影响，保护新塔矿工，段波占新塔矿业有限企业50%的股份，个人资产达10亿。 霍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庞森在任职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作为私人开矿工人的保护伞，索要并接受了共计595.08万元的财物。

无论是小煤矿作为灰色存在的初期，还是价值日益高涨的后期，私营煤矿必须寻求强大的保护伞才能确保正常经营，各级公安行业的小官员都将成为重要的同盟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太原三任公安局长连续落马，一些地方公安局长也以身试法。

另一位官员说，他们的官职不大，但处于比较重要的岗位，因此贪污受贿额也惊人。 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前局长郝鹏俊利用职权开设煤矿获得巨额利润，违纪资金达3.05亿元，分别在北京、海南、临汾等地购买36处房产，被誉为山西煤焦行业反腐“第一案”。

这个时间段山西省相继发生矿难安全事故。 “带血的煤”让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。

权力之祸

2005年，就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感到，山西煤焦行业问题多，煤炭焦炭反腐的大旗亮起。 当时于幼军公开表示，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，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，是山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大毒瘤。 为什么违法采矿行为被禁止、禁止和禁止？ 因为他们背后有各种各样的“保护伞”和利益圈。

在2005—2006年反腐和煤焦维修风暴中，所有证件照不完整的煤矿，基本上都制作了合法合规开采许可证等证件照。

但是，随着民间煤矿逐渐规范化，政府权力对煤矿经营的介入越来越直接，越来越频繁。 山西省某山区县煤炭公司老康(化名) )进行了整理，2009年全年，他经营的煤矿从各级政府收到过980份文件。 年，这个数量是1280份。 一年365日，算上周末，平均每天收到3~4份政府正规化文件。 这些庞杂的文件，经常互相吵架，使经营者无法适应。

老康哀叹说，任何领域都没有煤矿下那么多。 而且很多规定好几层都加代码，省里五条，去市里七条，去县里九条。 如果把这些文件当真的话，就无法经营了。 事实上，这些文件只是为各部门的选择性执法提供了依据。 如果解决了这些关系，文件就变成了纸。

在文件过多的背景下，有监督煤矿经营的各项权力，并逐渐被接受，越来越集中在省级部门。 给老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安全监督管理原本是乡镇一级的监督管理，后来安全监督管理的权限传到了县里，最后传到了省里。 2008-2009年期间，这种情况达到高峰。

对老康来说，在监管权力上领取，意味着流程复杂复杂，跑路的部门越来越多，各部门对应各种关系也越来越多。 这个时期正好是煤矿利润最高的几年，作为公司将其作为运营价格的一部分。 从老康的心情来看，在市级或省级接受安全监管，并不意味着乡镇与县级政府无关，在监管上有几个关口。 在实际的地级市，大小共计500多个煤矿，监管部门每天跑一个矿井，但一年都没跑。 不能进行监督管理。

2007年8月，幼军卸任山西省长后，山西迎来孟学农。 此时，山西的安全生产形势已经非常严峻，孟的施政方针是做安全生产的托管人，把安全责任托管在大集团身上，这实际上也是整合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30万吨以下的矿井关闭，全省合并为1500多个。 一位分析人士表示，这种主机整合基本上基于市场规则，一些煤老板也在此退居二线。

但是，此时煤炭的利润也持续上升。 新投资者不断涌入山西。 其中特别以浙江和福建等公司为主。 与当地相比，外省市的公司家们在经营政商关系方面毫不逊色。 此外，对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来说，与陌生人交往可能更好。

已经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，曾是主政山西省发改委，该职务含量在山西厅级官员中无出其右。 因为煤矿的技术改革、合并、产业链的延伸项目，例如煤化工、发电项目，也必须得到发改委的批准。 审查权力上收到的东西，使租赁的好处向上移动。 但是，基层政府并未因此而受害，在监管方面煤炭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参与了全过程，并且越来越频繁。

一些地方和官员以安全管理为名义，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名目。 迅速发展到最后，煤炭经营得到精细管理。 大多数部门不得不寻求在煤矿实施监管的机会。 一位知识分子表示，高峰期，煤矿进入许多部门的监管人员，办公室人满为患，对这些人，既要管理又要支付工资。 甚至在国有煤矿掌握大门进出的保安也拥有特殊权力。 据说在保安队长主办的婚礼上，当地的私营矿工、运输企业的老板都是上宾。

最近落马的聂春玉，和前段时间落马的省委常委、副省长杜善学一样，在吕梁地区工作。 与陈平相比，聂春玉的落马在很多人看来有预兆。 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，吕梁是山西的后起之秀，得益于煤炭开发，吕梁从后进变得先进。

因与7000万女性结婚而出名的煤老板邢利斌，来自吕梁市的柳林县。 这场豪华婚宴除了备受瞩目的明星外，还有来自山西省的各级官员。 因为这种政商关系，贪污事件的背后往往牵涉到一连串的事件。 贪官背后有一系列的官员和公司的房子。

国有企业的痛苦

一位长期研究山西煤炭市场的人告诉记者，煤矿整合存在大量的灰色空之间。 因为对很多业主来说，如何保留煤矿，顺利拿到整合货款，空之间非常大。 例如，许多煤矿如果与焦化厂协商或与钢铁公司协商，可以作为转型中的煤矿保存。 这样的煤矿怎么认定，当然是政府官员说的。 另一方面，对于作为整合主体的大型国有公司来说，整合较高质量的煤矿，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煤矿，还依赖于政府的操作。

山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朱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在经历煤矿整合后，省国有企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资产很快将超过1000亿。 数量庞大的民营煤矿以股权形式整合后，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变得极其复杂，清理难度变得非常大，这也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
央企华润收购山西金业过程中的利润输送，展现了另一个侧面。 在实现资源整合的过程中，民营公司、国有企业、中央企业有很多复杂的优点。

在山西省相继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中，国有企业是另一个重灾区。 这十年间，国有企业负责人在煤炭产销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、受贿的事件层出不穷。 例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会长、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领取120万元。 晋城无烟煤业集团副总经理李海明在2007-2009年任职期间，通过为热力公司签订计划内的33万吨电煤购销合同，筹集了24万元。

除陈平外，焦炭集团董事长白培中事件还在调查阶段。 据报道，曾因房屋盗走数亿元巨款而闻名世界的国有企业董事长，曾一度是晋升为副省级官员的热门人选。 也认为他的事件与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有直接关系。 在白培中事件的解决中，金道铭染指介入其中，被认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

事实上，许多山西官员都是在煤炭中兴起的。 该煤炭集团累计出口10多名省部级干部，8月29日公布了正在接受调查的副省长任润厚，此前担任山西澳安矿业(集团)企业董事长。

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市场的研究人员表示，事实上，山西要在制度层面处理腐败多发的局面，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，真正以公司为市场主体，把资源交给市场来配置。 这个看似其他省份天经地义的道理，在山西官员的思想意识中还没有成为自觉的行为，急需彻底的思想解放。 政府对政府的归属、市场对市场的归属、山西强有力的反腐措施后的制度建设，也期待着重构。 经济注意报() ) )。

来源：企业信息港